所属类别：散文

文章作者：李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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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毛泽东撰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两篇光辉哲学著作，从理论上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从而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巨人。但是，这两篇哲学名著的写成也浸透着另一位哲学巨人――李达的功劳，正是李达的哲学著作为毛泽东的理论创造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其中尤以《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和《社会学大纲》影响最大。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是苏联批判德波林学派过程中最初产生的一部很有影响的著作，作者有西洛可夫、爱森堡等８人。这本书的显著特点是突出了列宁的哲学思想，坚持了哲学的党性原则，阐述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和辩证法的规律与范畴。这部书于１９３１年在苏联出版。李达高度评价这部书的价值，他认为这本书是现阶段对“辩证法唯物论的系统说明。”他立即与自己的学生雷仲坚夜以继日地进行翻译。１９３２年９月，上海笔耕堂书店出版了该书。这部书的翻译出版非常及时，切合中国革命的需要。１９３６年１１月，毛泽东得到了这本书的第三版。延安时期，毛泽东利用难得的相对宽裕的时间，如饥似渴地阅读当时他能得到的理论著作，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批阅较多的哲学著作有十几种，其中《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文字最多。从１９３６年１１月至１９３７年４月，在这本书的第三版上先后用毛笔、黑铅笔在书眉和空白的地方写下了近一万二千字的批注，并从头至尾作了圈点和勾划。其中第三章“辩证法的根本法则”批注文字最多，最长的一条有一千二百多字。１９４１年，毛泽东又在这本书的第四版上作了一些批注。后来，毛泽东在要求党的高级干部学习理论著作时，把“李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六章‘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指定为六种必读材料之一。

《社会学大纲》是李达倾心写作的一部哲学名著。它以缜密的逻辑，充分的论证，独特的见解，系统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１９３７年５月，该书由上海笔耕堂书店出版。《社会学大纲》出版后，李达立即将此书寄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对这本书爱不释手，读了多遍，并作了很多批注，合计约三千五百字。１９３８年２月１日，毛泽东写的“读书日记”，开头这样写着：“二十年没有写过日记了，今天起再来开始，为了督促自己研究一点学问。看李达的《社会学大纲》，１月１７日至昨天看完第一篇，‘唯物辩证法’，从１―３８５页。今天开始看第二篇，‘当作科学看的历史唯物论’，３８７―４１６。” 以后逐日记了读本书的进度。３月１６日记：“本书完。”毛泽东还向延安新哲学学会和抗日军政大学的同志们推荐，指出这是本好书，在十年内战时期能有这样一本书问世是非常难得的。在一次小型干部会议上，毛泽东说：“李达同志给我寄了一本《社会学大纲》，我已经看了十遍。我写信让他再寄十本来，你们也可以看看。”

毛泽东的批注，可分为文字批注和读书符号两大类。文字批注大都写在天头地脚、边白中缝和段末行间，都用隽秀的行草字体。批注有对原著扼要而精辟的概述，阐明的赞同评语，也有对原著观点的批评、引申，特别是有许多联系中国实际所作的发挥。如阅读了教科书上关于外的矛盾和内的矛盾，即后来他在《矛盾论》中表述为外因和内因关系的原理后，毛泽东用以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教训，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三版）上的批注中说，五次反“围剿”失败，敌人的强大是原因，但当时的军事冒险政策是主要原因，机会主义是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外的力量需通过内的规律性（机会主义等）才能曲折间接地发生影响。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被破坏，主要是内的原因。读书符号有：△、○、―、√、斜线、方框、竖的波浪线、单杠线、双杠线甚至三杠线，还有顿点和问号。这些符号往往也反映出他在读书当中的某种意图和倾向，对于理解他的思想是有帮助的。特别是问号，直接显示了他对某个观点的怀疑或反对，深思与不解。《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三版）中有一段话：“否定的本质，否定之否定的本质，都在于它是过程之充满了矛盾的发展中的动因。”毛泽东在这段话旁边打了个问号，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毛泽东批在书上的问号非常之多，有的一页多达四五个。有些问号已被他用短斜线划去，这表示他后来已理解或肯定了书上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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