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属类别：散文

文章作者：李贤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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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华烟云》是对《红楼梦》的模仿，但字里行间又赋予其不同凡响的新解。我们不妨做一个大胆的假设，如果说《红楼梦》是封建大家族衰亡的挽歌，那么，《京华烟云》就是一张以道家精神与少许西洋文化补充以儒家伦理为基础建立的封建大家族，以图使之起死回生的处方。

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写于1938年，1939年以英文由纽约约翰·黛公司出版。关于这部小说的创作意图，作者在给郁达夫的信中说是为“纪念全国在前线为国牺牲之勇男儿”。（《林语堂批评文集》第252页、253页，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 这句话显然不宜从字面来理解，因为书中主人公姚木兰是女性，她并未像花木兰那样亲自到前线杀敌。小说上卷《道家女儿》和中卷《庭园悲剧》写的主要是家庭生活。下卷《秋季歌声》（译文均据作家出版社《林语堂文集》，1996年版） 的最后写到了木兰与莫愁的儿子参军抗日，但抗日内容在全书中篇幅很少，阿通、肖夫又是性格模糊的次要人物。作者的真正目的，是“介绍中国社会于西洋人”，（ 林如斯《关于〈京华烟云〉》，《林语堂文集》第一卷第4页、第6页，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 也就是向外国人介绍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

林语堂创作《京华烟云》是有意识地模仿《红楼梦》，而且并不避讳这部作品与《红楼梦》之间的血缘关系。作者在给郁达夫的信中明确交代了《京华烟云》与《红楼梦》人物之间的对应关系：“重要人物约八九十，丫头亦十来个。大约以《红楼》人物拟之，木兰似湘云，……莫愁似宝钗，红玉似黛玉，桂姐似凤姐而无凤姐之贪辣，迪人似薛蟠，珊瑚似李纨，宝芬似宝琴，雪蕊似鸳鸯，紫薇似紫鹃，暗香似香菱，喜儿似傻大姐，李姨妈似赵姨娘，阿非则远胜宝玉。孙曼娘为特出人物，不可比拟。…… ”（《林语堂批评文集》第252页、253页，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

不过，我们分析《京华烟云》与《红楼梦》之间的关系也不必完全依作者的指引，正如对其创作意图与思想内涵的发掘不必完全受作者的直接表白拘泥一样。比如桂姐与凤姐不论身份地位还是性格特征并无多少相似之处，桂姐的形象也远不如凤姐那么鲜明、生动，那么重要；将珊瑚比作李纨不如以曼娘拟之；而将体仁（迪人）比作薛蟠亦不甚妥。至于作者所称“远出《红楼》人物范围”的人物，也并非与《红楼梦》毫无关系。读过《京华烟云》之后，笔者有一种感觉，就是《京华烟云》是对《红楼梦》在模仿基础上的重新阐释。据作者的女儿林如斯介绍，1938年春林语堂本欲翻译《红楼梦》，后因觉得“《红楼梦》与现代中国距离太远”（ 林如斯《关于〈京华烟云〉》，《林语堂文集》第一卷第4页、第6页，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 所以才决定创作《京华烟云》。与《红楼梦》及《家》的作者不同，林语堂并没有在封建大家庭中成长的经历，他是从介绍中国文化给西方读者的宗旨出发，在模仿古典名著的时候，站在今天的高度，根据作者自己的理解，赋予类似题材以新的涵义。

《京华烟云》的主人公是姚木兰，而我首先要分析的却是被一般评论者所忽略的木兰之兄姚体仁。贾宝玉在《红楼梦》中是一号主人公，我们打开《京华烟云》自然要问宝玉哪里去了。作者给我们指出的是他化作了木兰的弟弟阿非。但阿非在上卷中不过是个道具一样的小孩子，基本未正式出场。只是在中卷中他奔走于红玉与宝芬之间，才有点类似于宝玉与钗、黛之间的关系。其实，那主要也不是因阿非多象宝玉，而是因红玉太象黛玉了。阿非并无异端思想，相反，与他哥哥不同，他是个相当“正统”的“好孩子”。到了下卷，阿非走向社会，领导查毒禁毒，更与宝玉无任何类同处。倒是他哥哥体仁与贾宝玉类似之处更多些：体仁从小在丫鬟簇拥之中长大，与贴身丫鬟银屏发生恋情，除去对自己的妹妹外，对别的女孩子都温柔。虽然生得聪明漂亮，但由于母亲娇惯纵容，也由于意识到自己家庭的富贵，从不下苦功读书，被父亲视为逆子，还因在外惹祸遭父亲痛打。他对银屏的爱超越了阶级界限，也能象宝玉一样为丫鬟喂药并对之海誓山盟；银屏死后他极其悲痛，并为此与父母翻脸。他曾对银屏谈论过他对男女之间、主仆之间关系的看法，认为这些并非天经地义、万古不变的。在第十九章几位青年谈论《红楼梦》人物时，他便明确表示他喜欢贾宝玉。然而，这个“宝玉”在《京华烟云》中基本上是一个被贬抑的角色。《红楼梦》中的贾宝玉虽然不等于作者曹雪芹，但在这一形象身上作者倾注了最多的情感，这一形象传达了作者最多的体验，作者是用同情乃至赞美的笔调来写贾宝玉的。而《京华烟云》中作者的理想形象是姚木兰，对于姚体仁，在第二十四章之前作者是把他作为一个不务正业、难以成器的渣滓来写的，对他与银屏的爱情也基本持否定批判态度。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发现体仁这一形象有生活原型。笔者认为，这实际是林语堂对贾宝玉形象的重新塑造、重新解释和重新评价。曹雪芹有关“意淫”、有关贾宝玉与薛蟠、贾琏之流本质区别的描写是林语堂视野中的盲点，林把宝玉与薛蟠、贾琏看作一路货色，看作胸无大志、任性纵欲的败家子。读了《京华烟云》，我们似乎听到作者在说：贾宝玉这样的人是不足取法的，如果贵族青年都象贾宝玉这样，大家庭是必然败落的。这种观点若以日常现实生活理性衡量，本无可厚非，这也是不少普通读者阅读《红楼梦》之后的感受。然而，曹雪芹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塑造的贾宝玉形象所蕴涵的异端思想和客观上的叛逆精神。这一精神不仅在文学史上，而且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上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尽管贾宝玉或曹雪芹本非有意识地对封建价值观念进行反抗，但由于作者是带着极大同情塑造贾宝玉这一形象，全书肯定异端的色彩非常明显。相比之下，林语堂通过姚体仁而对贾宝玉进行的阐释，实际又回到了“常识”的层面上。

《京华烟云》中的孔立夫则可看作《红楼梦》中贾宝玉的化身。立夫与体仁的相互映衬恰如“真假宝玉”的相互映衬。只是曹雪芹对“真”、“假”宝玉二人的情感与价值倾向令人捉摸不透，而林语堂却是十分明显地扬孔（立夫）抑姚（体仁），亦即扬甄抑贾。他在评论《红楼梦》后四十回宝玉做八股应科举时所说“宝玉到后四十回，所以能深深动人，就是因为他已不似前八十回专说呆话吃口红而已”，（《林语堂文集》第十卷第480页） 即可说明林语堂对贾宝玉的基本看法与态度。

《京华烟云》倾注笔墨最多的人物还是两位女性，即姚木兰和姚莫愁。这两个人物是作者理想道德的象征。姚思安虽为“道家”，但我以为他实乃木兰姐妹的一个背景。通过这三个形象，林语堂将《红楼梦》中的悲剧都化解了。莫愁与曼娘是中国传统妇德的化身。木兰则是作者意想中中西妇女优点的融合；是儒道互补的结晶，又是“中体西用”的产物。但木兰与莫愁身上都丝毫没有《红楼梦》中“女一号”林黛玉的影子。被作者当作次要人物、“主中之宾”塑造的冯红玉，在体弱多病、多疑任性、多愁善感方面确实类似黛玉，但也仅此而已，她身上并无多少异端色彩。她爱阿非，是因阿非“家虽富有，但无骄纵恶习，对她则用情至专”。（《林语堂文集》第二卷第490页） 而在《红楼梦》中，那些有骄纵之嫌的异端色彩恰是使得宝黛二人心心相印的基础。可以说，真正的黛玉在《京华烟云》中是缺席的，红玉只得其外壳。倒是宝钗、湘云、探春的形象，分别化入莫愁与木兰身上。木兰与莫愁分别给在香港的体仁写信，劝其坚定出国留学的决心，恰似宝钗、湘云、袭人劝宝玉留心于“仕途经济”。虽然这“仕途经济”的具体内涵有变，但实质都是希望他不再骄纵任性，而成为对家庭有用的人。对于《红楼梦》中的女性，林语堂同情黛玉、晴雯，却尊敬乃至崇拜宝钗、湘云。他在《说晴雯的头发兼论〈红楼梦〉后四十回》一文中表示：“飘逸与世故，闲适与谨饬，自在与拘束，守礼与放逸，本是生活的两方面，也就是儒、道二教要点不同所在。人生也本应有此二者的调剂，不然，三千年叩头鞠躬，这民族就完了。讲究礼法，待人接物，宝钗得之，袭人也得之。任性孤行，归真返朴，黛玉得之，晴雯也得之。反对礼法，反对文化，反对拘束，赞成存真，失德然后仁，失仁然后义──这些话，不能说全无道理。但是人生在世，一味任性天真，无所顾忌，也是不行的。此黛玉及晴雯所以不得不死，得多少读者挥同情之泪。若晴雯撕扇，晴雯补裘，我们犹念念不忘。所以读者爱晴雯的多。但是做人道理，也不能以孤芳自赏为满足。”（《林语堂文集》第十卷第303页）

因此，在《京华烟云》中，林语堂让红玉早死以为别人让位，虽然他写到此处情不能自已。在女性崇拜这一点上，《京华烟云》似乎与《红楼梦》是一致的，但细究起来，其中也有重要差异。《红楼梦》中贾宝玉是“处女崇拜”，不论等级贵贱，却看是否已婚，原因是他认为处女不受功名利禄熏染，比男子更纯洁（他为宝钗、湘云等受“污染”而惋惜）；《京华烟云》中的女性崇拜不受婚否限制，却看重女性的文化教养；不在乎该女子是否贞洁，却看重她是否教男子“学好”、是否能干。因为林语堂的出发点是家庭的和谐。这也是《京华烟云》贬抑银屏而宽容华太太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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