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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作者：小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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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于挖掘意义的批评家最容易把自杀看成某种意味深长的行动，而我更愿意用世俗的眼光视之为无奈，尽管它的确可能是深刻的，但表面的软弱依然一目了然。尤其是看到西川在《海子诗全编》中以一个生前挚友的身份详细分析了海子可能的死因之后，我的这种看法就更加坚定。 但是，不管依然活在世上的人如何评说，那彷徨、迷惘、绝望，最终分裂的人在身体接触铁轨的霎那，已经留在了20世纪90年代的大门之外，从一个言说者转变为被言说者，只把他的诗歌，那些具有金属质地与光泽的词语和句子留给此后的人去品味与猜测。 然后如我们所知道的，1989年3月26日之后那些不长的岁月，骆一禾病故（朱大可称之为“革命性病故”），戈麦自沉，顾城杀妻并自缢……许多人将这链式的“诗人之死”目为一种诗意或悲剧之美，或者某种理念的“革命性”转折，或是对屈原的遥远呼应……然而我首先感到了恐惧，然后是冰凉。我了解到这些事件是在他们死后很多年的一个夜晚，但那种震动依然很强烈。我承认，我只是从敬畏生命与自然的角度出发，直觉地感到在不健康的年代，他们的诗歌和内心埋藏着太多的暴力和黑暗。在他们密织的词语王国中（青春写作是典型的词语乱交和狂欢）缺乏明亮和轻盈的部分。当然，骆一禾的写作是稳健的，但他给自己最重要的作品命名为《世界之血》，他避开现实，从混沌的角度观察世界，并饰以血的背景――那血红又是何其接近黑暗！ 戈麦的死几乎接近了彻底，他差点把全部手稿彻底毁灭，走得干干净净，若不是掏厕所的工人心细，戈麦在这个世界上艰难行进的痕迹就真的被抹去了。三联出版的那套从书中，《戈麦诗全编》最薄，但黑色封面上那句话却异常触目惊心：“只要一次，我就可以干得异常完美。”（大意） 我在许多夜晚读他的诗歌，始终无法为他的自我毁灭找到有效的理由。比之海子、骆一禾与顾城，戈麦的诗离俗世最近，而他的相貌又极憨厚，颇似我大学时代的一位东北师兄。我很难想通。 或者是否可以说，海子的危机更深，而戈麦的要浅一些？前者感到了终极无望的荒谬，而后者更多体验了现实对梦想的挤压？但浓重的绝望同样无法排遣。 而顾城，这位据说是“中国极少见的一位唯灵主义诗人”，当他在精心营构的童话世界里举起斧头的时候，他的身份已经变为“杀人犯”，这无可争议。 自我的屠戮依然在延续，无名的诗人们在“忧郁”和“绝望”中弃离此岸，阔大的土地上却不过多了几块年轻的墓碑。 正是在这段时间，“死亡”这个极端黑暗和强大的词开始大规模地在诗人笔下涌现，并且呈现出一种病态的迷恋。 爱与死，诗歌的两大基本母题，在当代汉语诗歌写作中都走偏了。博大之爱缩水为男女两性之爱，并逐渐混淆了性别；对死亡的躲避与审视转变为令人恐怖的向往。前者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无论如何导向希望，但后者却将所有的明亮、昂扬与欢乐拒之门外，径直向黑暗的旋涡投身而去。 在这绝望与对死亡的迷恋中，伪装者又是何其多啊！这些佩戴着各种面具的家伙，赶上了这个所谓的“时髦”，借死亡的名义给自己虚弱的语言涂抹些造作的优雅和诗意，以此更像诗歌一些。 我以为，在正常的情况下（即便情况不正常，诗人也应该正常，这是对写作者本人最起码的要求），人都应该有种对生命的爱惜与尊重，最不济的，也要有“偷生”的念头。自我毁灭何其简单，只要一个动作就可以完成，并且可以“完成得异常完美”；但坚持却极其艰难，因为这需要一颗强大的内心。 于坚在谈论死亡时说：“我不喜欢谈论死亡，活着的人永远不可能知道那是什么。这是一个夸夸其谈，产生了无数废纸，而其实无人知晓的事情。你听到过一个死者开口谈论死亡么？最有资格说话的从来没有开过口，不知道的人却在津津乐道。我以为世界的很多废话都是由此而来。如果一个诗人要谈论死亡，我就知道这家伙要装模作样了。” 和许多诗人一样，于坚保持着一贯的自大和偏执，但他在很多时候是正确的，甚至可以说是睿智，比如他说“活着的人永远不可能知道那（死亡）是什么”的时候。 说出常识却等于发现了真理，这个时代所多的正是这些。

　善于挖掘意义的批评家最容易把自杀看成某种意味深长的行动，而我更愿意用世俗的眼光视之为无奈，尽管它的确可能是深刻的，但表面的软弱依然一目了然。尤其是看到西川在《海子诗全编》中以一个生前挚友的身份详细分析了海子可能的死因之后，我的这种看法就更加坚定。

但是，不管依然活在世上的人如何评说，那彷徨、迷惘、绝望，最终分裂的人在身体接触铁轨的霎那，已经留在了20世纪90年代的大门之外，从一个言说者转变为被言说者，只把他的诗歌，那些具有金属质地与光泽的词语和句子留给此后的人去品味与猜测。

然后如我们所知道的，1989年3月26日之后那些不长的岁月，骆一禾病故（朱大可称之为“革命性病故”），戈麦自沉，顾城杀妻并自缢……许多人将这链式的“诗人之死”目为一种诗意或悲剧之美，或者某种理念的“革命性”转折，或是对屈原的遥远呼应……然而我首先感到了恐惧，然后是冰凉。我了解到这些事件是在他们死后很多年的一个夜晚，但那种震动依然很强烈。我承认，我只是从敬畏生命与自然的角度出发，直觉地感到在不健康的年代，他们的诗歌和内心埋藏着太多的暴力和黑暗。在他们密织的词语王国中（青春写作是典型的词语乱交和狂欢）缺乏明亮和轻盈的部分。当然，骆一禾的写作是稳健的，但他给自己最重要的作品命名为《世界之血》，他避开现实，从混沌的角度观察世界，并饰以血的背景――那血红又是何其接近黑暗！

戈麦的死几乎接近了彻底，他差点把全部手稿彻底毁灭，走得干干净净，若不是掏厕所的工人心细，戈麦在这个世界上艰难行进的痕迹就真的被抹去了。三联出版的那套从书中，《戈麦诗全编》最薄，但黑色封面上那句话却异常触目惊心：“只要一次，我就可以干得异常完美。”（大意） 我在许多夜晚读他的诗歌，始终无法为他的自我毁灭找到有效的理由。比之海子、骆一禾与顾城，戈麦的诗离俗世最近，而他的相貌又极憨厚，颇似我大学时代的一位东北师兄。我很难想通。

或者是否可以说，海子的危机更深，而戈麦的要浅一些？前者感到了终极无望的荒谬，而后者更多体验了现实对梦想的挤压？但浓重的绝望同样无法排遣。

而顾城，这位据说是“中国极少见的一位唯灵主义诗人”，当他在精心营构的童话世界里举起斧头的时候，他的身份已经变为“杀人犯”，这无可争议。

自我的屠戮依然在延续，无名的诗人们在“忧郁”和“绝望”中弃离此岸，阔大的土地上却不过多了几块年轻的墓碑。

正是在这段时间，“死亡”这个极端黑暗和强大的词开始大规模地在诗人笔下涌现，并且呈现出一种病态的迷恋。

爱与死，诗歌的两大基本母题，在当代汉语诗歌写作中都走偏了。博大之爱缩水为男女两性之爱，并逐渐混淆了性别；对死亡的躲避与审视转变为令人恐怖的向往。前者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无论如何导向希望，但后者却将所有的明亮、昂扬与欢乐拒之门外，径直向黑暗的旋涡投身而去。

在这绝望与对死亡的迷恋中，伪装者又是何其多啊！这些佩戴着各种面具的家伙，赶上了这个所谓的“时髦”，借死亡的名义给自己虚弱的语言涂抹些造作的优雅和诗意，以此更像诗歌一些。

我以为，在正常的情况下（即便情况不正常，诗人也应该正常，这是对写作者本人最起码的要求），人都应该有种对生命的爱惜与尊重，最不济的，也要有“偷生”的念头。自我毁灭何其简单，只要一个动作就可以完成，并且可以“完成得异常完美”；但坚持却极其艰难，因为这需要一颗强大的内心。

于坚在谈论死亡时说：“我不喜欢谈论死亡，活着的人永远不可能知道那是什么。这是一个夸夸其谈，产生了无数废纸，而其实无人知晓的事情。你听到过一个死者开口谈论死亡么？最有资格说话的从来没有开过口，不知道的人却在津津乐道。我以为世界的很多废话都是由此而来。如果一个诗人要谈论死亡，我就知道这家伙要装模作样了。”

和许多诗人一样，于坚保持着一贯的自大和偏执，但他在很多时候是正确的，甚至可以说是睿智，比如他说“活着的人永远不可能知道那（死亡）是什么”的时候。

说出常识却等于发现了真理，这个时代所多的正是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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