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属类别：散文

文章作者：李贤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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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至1927年间，就在这新旧权威交接的空当，出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得以大展宏图，不止开启了五四新文化的大潮，而且为中国带来了“兼容并包”的大学理念。蔡元培对于现代中国的这一巨大贡献，主要体现在1919年自撰的《传略（上）》。

在1919年8月所写的《传略（上）》中，蔡校长迅速将其治理北大的经验理论化，于张扬其大学理念的同时，表达了宏大的理想，即，改造传统中国思想界趋向于“定于一尊”的思维方式，强调“兼容并包”。前者讲的是“兼容”不同学术流派，如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之写实派与理想派、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生命线、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后者则突出“兼容”不同政治主张，即大学教员以学术造诣为主，并不限制其校外活动。而“吾国承数千年学术专制之积习，常好以见闻所及，持一孔之论”，对于持异议者，轻者逐出教席，重者消灭肉体。如今，借助于引进西方大学体制。蔡先生希望建立得以自由思想的“安全岛”。

借用伊赛尔•伯林的概念，“兼容并包”乃是一种“消极自由”，其特征在于保证不同学说得以自由表述。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中，制度性的“兼容并包”，比个人性的“思想自由”，或许更难实现。这才能理解为何蔡元培在论述“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时，往往强调的是后者。

大学为什么需要兼容并包？鼓励学术创造、便于学生选择、承认真理的相对性等，固然可以算作答案。但是，在蔡元培心目中，最重要的，还是如何拒绝党派或教会的压制，以保持教育的相对独立性。这一思路，与蔡先生游学德国的经历大有关系。论及大学的相对独立性，蔡元培常以德国为佐证。五四运动爆发，蔡校长为抗议政府镇压爱国学生而辞职。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中，蔡先生称：“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开明专制的国，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三个月后，在全体师生的强烈要求下，蔡校长回校复职，其《回任北大校长在全体学生欢迎会上的演说词》曰：诸君都知道，德国革命以前是很专制的，但是他的大学是极端的平民主义；他的校长与各科学长，都是每年更迭一次，由教授会公举的……这是何等精神呵！“以德国教育为参照系，强调即便政治专制的国家，大学也有相对的独立与自由。蔡校长这组织教授评议会，鼓励学生开展社团活动，反对党派或政府直接控制校园，都是力图在制度上保证大学的“平民主义”与“兼容并包”。 作为一种教育理想，“兼容并包”并非蔡元培的“独得之秘”；可只有他学得最像，也用得最好。这就不能不归功于其个人气质。很多人都提到蔡先生性情的宽厚、温润、恬淡、从容，很有主见，但从不咄咄逼人。无疑，所有这些，都有利于其主持校政时之“兼容并包”。

蔡元培对现代大学的理解，一是兼容百家，二是专深学术。此举既关思想，也及教育。百年中国，有独立的大学理念，而且能够真正付诸实施的，不敢说仅此一家，但蔡元培无疑是最出色的。这是因为，有其位者不一定有其识，有其识者不一定有其位；有其位有其识者，不一定有其时――集天时地利人和于一身，才可能有蔡元培出长北大时之挥洒自如。康有为之追求速成，乃典型的政治家思路；章太炎之壁立千仞，可以成为文人追忆的目标；蒋梦麟的一丝不苟，有能力办好任何一所学校――惟有蔡元培那样的学识、胸襟、性格、才情，方能够胜任建构 “北大传统”那样的伟业。作为大学校长，真的要“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并非易事。既须对抗社会的压力，又要建立内部的秩序，“众声喧哗”而又“有条不紊”，方才是大学的理想状态。不只是组织结构上的东西兼容、新旧并包、少长咸集，更重要的是如何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的积极性，以达其自由思考、专深研究之目的。这里，大学校长的常识与兴趣，起重要的作用。

能容纳异已，固然是一种美德，但作为大学校长，这远远不够。因为，假如无法判断何种学说“言之成理”，一味“兼容”，大学将成为千奇百怪无所不有的“杂货铺”，根本无法承担培养高深人才并引导学术进步的责任。人微言轻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其难能可贵之处在于，能够准确判断不同思想学说的价值，并确定或听其自然、或适当支持、或大力提倡的发展战略。设想蔡校长之主持校政，只是“一碗水端平”未免低估了其对于新文化运动的促进作用。

蔡元培之提倡“兼容并包”，与其教育独立的理想密切相关。在蔡先生看来，“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理由是，教育追求远效，而政党的政策是谋求功，二者很难步调一致.这是蔡校长坚决保护大学独立思考权利的“底牌”；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蔡校长的努力到达了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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