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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作者：杨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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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风暴的精彩段落似乎已陆续谢幕，金融巨头的倒闭、资本国有化的浪潮、货币脆弱的蔓延，一系列超乎预期的事件已经使人们的神经逐渐麻木。

当然，关于次贷危机究竟是否见底，人们都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在悲观主义者的眼中，危机正在向美国信用卡市场、地方政府债券市场蔓延，更多的“重磅炸弹”还在后面。而在乐观主义的眼里，本次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远没有上世纪那样强烈，美国经济的良好弹性将使其很快走出阴影。

应该说，次贷危机虽然名为“次贷”，但现在已经与次贷没什么关系了，早就成为一场全面的信用危机，通俗地讲，即为金融市场上信心的丧失。

我们知道，金融市场上信用的本质，在于人们对于交易对手的人品和能力存在信心，而在次贷问题引发信心萎缩的“多米诺骨牌”之后，所有的人都愈发担心交易对手有隐藏的风险，因此市场交易急剧减少，流动性链条不断绷紧。这有点像当年我国遭遇“非典”时的情形，当所有人都担心别人可能感染了非典病毒时，就会减少自己的公共活动，于是我们就看到空旷的街道和公共场合，这正如萧条的金融市场一样。

为什么这场危机会发生在当今世界上经济金融最发达的美国呢？在众说纷纭的解释背后，我们认为，最为根本的，还是归咎于美国人超乎寻常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事实上，所有金融创新的实质，某种程度都可以归为对某种未来资产现金流的整合，换句话说，就是把某些未来“或许”会存在的金融收益，转换为当前的消费或者实在的“金融收入”，而这个“或许”预期概率的大小，直接决定了当前人们的消费和收入能力。对乐观主义者来说，这个“或许”的概率当然要大一些，但是一旦过分乐观，则会造成“寅吃卯粮”的状况，不断持续下去，终有一天，可能突然就会有人担心未来如果变坏，现在的“好日子”就会结束了，因此开始“收敛”一些，这种担忧逐渐蔓延下去，最终泡沫破灭、一切就会打回原形。

追根溯源，美国人的乐观主义精神是根深蒂固的。在欧洲清教徒刚踏上北美洲大陆的时候，面对热带丛林的毒蛇猛兽、以及土人的敌意，如果没有乐观精神，恐怕是难以支撑下来的。

正是在乐观主义的推动下，美国逐渐走向超级大国的地位。在未来美好的金融憧憬下，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产品被开发出来，保证大多数美国人都能够通过寅吃卯粮来过上“富足”的日子。

然而，美国人却忘记了，当前支撑美国式“乐观主义”的基本要素已经在发生变化。首先，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一直是美国人能充分“享福”的源泉，正如上世纪初一位美国财长得意地说道“美元是我们的财富，你们的问题。”但是，如今这种情况在缓慢地发生变化，虽然短期内美元地位仍难以动摇，但是美国人利用滥发美元肆意获取全球资源的好日子却难以为继。其次，靠借钱过日子虽然还能暂时保持“欠债有理”，但长远来看毕竟不够体面，而且逐渐在各方面受制于人。在美国贸易与财政双赤字的背景下，加上美国国内储蓄率接近于零，从技术意义上说美国政府已经濒临破产，不得不靠各种国外资金来弥补国内的需求。次贷危机的爆发终于使美国人认识到，随着风水轮流转，过度负债终究会把美国经济拖入泥潭。最后，随着能源资源的供应日趋紧张，及其价格波动逐渐超出各国可控范畴，美国无节制的能源资源消费模式也面临挑战，这就意味着美国人不再能够任意浪费全球能源资源了。

由此来看，美国式“乐观”已经到达了极限，产生了“过犹不及”的弊端，这也是危机过后美国最应当反思的地方。

反过来看，与美国人的乐观形成鲜明对照的，却是中国人的悲观主义精神。在传统文化中，我们看到的始终是“未雨绸缪”、“节约是美德”之类的词汇，其背后必然是对未来的某种悲观主义判断，即把未来产生“或许”收益的概率估计得很小，因此当下就要更“节衣缩食”“以收定支”。这大概也是中国居民消费不足、金融创新落后的根源。

当然，这种悲观主义并非民族特性，我们认为，这是特定环境所造成的。比如，从远处来看，几千年动荡不安的社会变迁，使国人对未来的乐观主义态度不断遭受挫折。从近处讲，社会分配的不公、金融制度落后的制约、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少，都会导致经济金融上的悲观主义色彩。

近期，中央刺激内需的政策已经全面铺开，积极财政政策再次担当主角，预计到2010年底中央财政将安排投资11800亿元，并带动包括地方财政、信贷资金、社会资本在内的约4万亿元总投资规模。然而，在国家发改委门前突然“门庭若市”，并且各界都由此增加了对未来经济走势信心的同时，我们还有必要仔细思考，如何才能真正给国人带来乐观主义的长期制度基础。例如，若是政府仅为了保障短期投资的资金需要，而事实上减少对消费的支持，包括增加居民收入等直接支持，以及增加社会保障支出等间接支持，那么必然会阻碍居民消费升级与社会福利改善的现代化改革，而这样的政府“大手笔”也不能真正使普通人乐观起来。

总而言之，任何事物的最佳发展状况都是“均衡”，过度的美国式“乐观”是一把“双刃剑”，而中国式的“悲观”在促成稳定的高储蓄率同时，还造成金融发展落后、居民福利提升有限。为了让中国人增加一点乐观主义，体会一些“寅吃卯粮”的快乐，需要政府真正能够为经济乐观主义创造各种“外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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