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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作者：yi_x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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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年初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提出的“思想解放”以后，最近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提出“解放思想、还权于民”的口号，张春贤称“前两次思想解放”，偏重“还利于民”，接下来的思想解放则偏重“还权于民”。

改革三十年，通常的提法是经历了三次思想解放。

第一次是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实质的问题是政治的解放，推动了文革结束后政治权力结构的调整和变化。这一次思想解放的核心目标，是后来的组织人事，以华国锋和汪东兴的下台为标志。构建了新的中央最高权力机构以后，才顺利进入了改革开放。因此，严格意义上，第一次思想解放，不能算是“还利于民”的思想解放。

第二次思想解放，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作为主要标志。一句话，就是解决了姓“资”还是姓“公”的问题。第三次思想解放，是江泽民在一九九七年“五二九”讲话，那次讲话解答了“姓公姓私”的疑惑。

邓小平和江泽民提出的“姓社姓资”和“姓公姓私”的问题，解决了改革开放中经济路线的定性与转变，解决了市场经济和公有制的冲突。张春贤的讲话忽略了第三次思想解放。只提到第一次和第二次思想解放。当然，可以理解为这两次思想解放为“大”的思想解放，“小”的就忽略不计了。

改革三十年以后，在经济层面显然已经没有可以继续改革的重大切入口。中国社会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综合国力增强和人民生活提高同时，也带来了两极分化，贪污腐败，环境污染，等等令人堪忧的社会问题。经济改革面临着走法治的市场经济道路；还是权力主导的市场经济道路，即权贵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而滞后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是此次思想解放的大背景。

然而，第四次思想解放至今并未给人以权威、清晰、完整的理论阐述，普遍的感觉还是在一种酝酿之中。继广东的汪洋，湖南的张春贤以后，相信重庆的薄熙来等地方诸侯，也会有各自的讲话出台，各地提出的理论口号，最终将整合成系统化的理论体系。为下一步的行政和政治体制改革做理论准备，为中共的第十八大的“旗帜问题”做理论准备。

这种自下而上，地方包围中央，给强硬保守派以压力的做法，回首过去的思想解放运动的过程，令人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显示了改革进程中的极其复杂性。如今，各派势力权衡、妥协和消长，民间尤其是新兴阶层对改革抱有的极大期望并以努力推动，这些都是酝酿中第四次思想解放令人瞩目之处。

这正是中国的希望所在，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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