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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内容：育婴堂位于广渠门内夕照寺的西边，创设于康熙元年（1662），主要收养弃儿。“康熙元年，于京师广渠门内建育婴堂，收育弃子，有姓名年月日，时可稽者注于册..

文章作者：千秋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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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婴堂位于广渠门内夕照寺的西边，创设于康熙元年（1662），主要收养弃儿。“康熙元年，于京师广渠门内建育婴堂，收育弃子，有姓名年月日，时可稽者注于册，雇乳妇乳之。有愿收为子孙者，亦详其姓名里居于册，而后与至本家有访求认领者讯，与原注册符令其归宗。”《清文献通考》 “康熙元年，定八旗水旱灾地，傲亩给米二斛，蝗雹灾给半。建育婴堂于京师广渠门内，定育婴事宜。凡收育弃孩，其有姓名年月日，时可稽查者注于册，雇乳妇乳之，有愿收为子孙者，之本家有访求认领者讯，与原注册符令其归宗。”《清通典》

从这些文献记载来看，育婴堂的设立似乎是官方的救济行为，但是赵吉士所撰《育婴堂碑记》则更具体一些，育婴堂设立之初虽然有官员的参与，但这些官员都是以私人的身份参与的，直到后来才慢慢成为官办民助的慈善机构。

据碑文记载，夕照寺的道人柴世盛见到北京城内有很多无家可归的弃儿，觉得这些孩子很可怜，便于康熙元年在夕照寺依稀设立育婴堂收养弃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金之俊、学士胡兆龙参与了育婴堂的创始。柴世盛为确保育婴堂的经费，请北京的“诸后来大学士兼刑部尚书冯绅”设立了陶器工厂，以所得收入作为育婴堂的经费。同时孩子北京兴隆街出租房屋，用于育婴堂的经营。后来大学士兼刑部尚书冯溥、礼部尚书龚鼎孳、刑部尚书姚文然以及赵吉士的父亲时为佥都御史的赵之符等人又扩建了育婴堂。数十年来，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王熙始终关心育婴堂，赵吉士本人也参与了育婴堂的经营。

育婴堂创立之初，虽然有官员的参与，看不到国家直接干预的痕迹。官员们以私人的身份参与育婴堂的经营，取得成功后，逐渐得到了朝廷的重视。康熙皇帝御赐“广慈保赤” 匾额给育婴堂。雍正二年（1724）,雍正皇帝御赐育婴堂“功深保赤”匾额，并赐白银千两，有《御制育婴堂碑记》。“京师广渠门内旧有育婴堂一区，以字遗稚。顾其规制未耍所存济者尚少，朕用赐之题额，以重其事，又赐帑金。特谕府尹重加经理，公卿士庶，多有捐赀为善者。凡乳保医疗之人，寒暑衾服之具，施设周详，行之可久。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言孝慈之道广也。”

雍正皇帝还传旨给各省督抚，叫他们仿照北京育婴堂的做法，寻找乐施好善、资财雄厚的人，掏腰包在本地办孤儿院收留无家可归的孤儿。 “再行文各省督抚，转饬有司，劝募好善之人，于通都大邑人烟稠集之处，若可以照京师(育婴堂)例推而行之，其于字弱恤孤之道，似有裨益，而凡人怵惕恻隐之心，亦可感发而兴起矣”《大清会典事例》。以此劝谕诏书为契机，育婴堂的设立日趋兴盛，并开始由城市向乡村地区普及。

雍正八年（1730），“赐帑银千五百两，令置产，岁收息银以充用。”

先后在崇文、宣武、朝阳、安定各门增设收婴分处，备老牛车四辆，巡行街衢，收集弃婴。

关于这点，还有一个传说。由于有牛车巡回收婴，柴世盛不再仅仅是坐等弃婴被送上门，而是坐着牛车到各处去捡拾被父母丢弃的婴儿。有一日，他坐在牛车上正前瞻后顾寻找弃婴时，恰遇雍正皇帝外出，鉴驾威风凛凛，前簇后拥。柴世盛一时躲避不及，被旗丁拿下，送交刑部问罪。在当时，冲撞圣驾，那可是犯了大罪。刑部问清事由，将案情报告给皇帝。乾隆得知柴世胜捡拾弃婴的义举后，大为赞赏，不但下旨免除了柴的冲撞圣驾之罪，还给育婴堂赏了银两，以示对慈善事业的重视。

据说，皇帝当时还特批给柴世盛一面龙旗，允许他插在牛车上，来表示皇恩浩荡。这样，无论牛车走到哪里，任何人都不得阻挠，见龙旗如见皇封的通行证，牛车很是风光。雍正此举，提高了育婴堂的知名度和社会地位，京城很多富足人士也向它捐款捐地修缮房舍。

由于柴世盛对育婴堂的特殊贡献，其后继者都把他看做鼻祖和恩人，在堂内专门修建柴公祠，塑了他的泥像，如同祭神一样祭祀。以后凡送进育婴堂的孤儿，不管原先姓什么，都一律改姓柴。

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雍正帝的这些政策不仅有利于京师育婴堂的发展，同时推动了全国育婴事业的发展。

雍正十一年（1733），赵士麟撰并草书的《育婴堂诗》

乾隆年间，乾隆皇帝赐银五百两给育婴堂。乾隆六年（1741），申严育婴之令，各省所设育婴堂，饬有司官择乡之富厚诚谨者董其事，官为钩稽，岁终具收及支存各数册，申上司官察核。

同时，育婴堂也越来越多地得到官府的指导和扶助，逐渐染上浓厚的官方色彩，演变成官督民办的慈善机构。

清代后期，由顺天府直接管理，光绪年间，还在这里设立了粥厂。据《清末北京志资料》记载“官设育婴堂一处,位于广渠门内,经费由库帑每年支出八百余两,另每年加恩粟米二百四十石。” 翁方纲有诗：“育婴堂后读书堂，屋字虽移地未忘。柴李遗祠仍待葺，孙冯旧迹未全荒……”《复初斋文集》

民国以来，内战频仍，各县之因租无以收取，经费入不敷出，育婴堂屡濒断炊。士绅不忍其还没，组织董事会勉力维持，苟延至民国十八年（1929），递呈准河北省民政厅年按补助费一千元，改称河北省第一救济院育婴所。民国三十六年（1947），举行成立三百年纪念会，当时欧美慈善家慕名来访者莫不惊奇赞叹，“盖英国有一慈善机关，自建立至结束仅一百七八十年，已誉为世界罕有，以视此堂之具有三百年历史者，实瞠乎后矣。”《春游琐谈》后又改为河北私立世盛救济院。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育婴堂由人民政府接管。1961年育婴堂改为育锋小学，育婴堂原址上传来了孩子们的琅琅读书声和欢乐声。

清代育婴堂在北京社会救济史上发挥了一定的救济作用。从内容上看来，清代的育婴堂和民国北平育婴堂似乎不是一回事，关于这一点，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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