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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作者：cq1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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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西方画报所绘义和团形象

（接上篇《义和团的性质》）

出于种种目的与原因，1900年以后社会上对义和团存在着正负两方面的评价。

负面评价：

打开百年前清朝学者关于义和团的记实资料，“拳匪”这个称呼几乎就是对“义和团”的唯一的称谓。例如：

“及拳匪据涿州，朝议剿抚不决……”引自小横香室主人所辑《清朝史料下卷》，《刚毅导匪入京》一条(刚毅，清政府最高决策机构军机处的军机大臣，满族官僚)；

“拳匪之事，当刚(毅)赵(舒翘)查验时，是一祸福转捩关键。”引自吴永的《庚子西狩丛谈》；

“迨奉命抚拳匪，一奉命于毅，不敢持异同。”引自费行简撰写的《近代名人小传》；

“拳匪入京时，太监在孝钦左右为之先容……。拳匪偃旗收械……拳匪气焰不稍退步，转加厉也。”引自王守恂撰写的《杭居杂忆》；

“拳匪起于山东，而祸大之发，乃在直隶，……试拳匪妖述不验，斩之以循。……缉办拳匪为务……。匪于山东不能驻足，则尽遁而至直隶。”引自柴萼所著《梵天芦丛录》卷二《庚辛记事》；

“拳匪于右安门内教民居，无老幼妇女皆杀之……”。引自李悉圣的《庚子国变记》。

“庚子拳匪时，守西陵贝子弈谟告逃难西陵之齐零辰曰‘我有两语，赅适十年之事……’”。引自黄浚的《花随人圣庵摭忆》。

当时的报纸也一样，举凡述及义和团，几乎均以“拳匪”或者“团匪”相称。此外在数十种地方志中，凡是提及义和团的地方亦几乎盖以“拳匪”称之。例如：

直隶《迁安县志坛庙》“清光绪二十六年，义和拳匪盘踞庙内……”；

山西《新绛县志》：“光绪二十六年，拳匪自沃以来，称得异人传授……”

山东《清平县志记事》：“拳匪暴动，境内电杆悉毁”；

辽宁《辽阳县志卷首》：“光绪二十六年，拳匪肇祸，拆铁路，焚教堂”；

在庚子国难不久以后出版的大量书籍中，有些干脆就是以“拳匪”二字命名的。如1901年出版的根据当时“中外日报”“申报”等报刊资料编撰的义和团史料《拳匪记略》、1901香港书局西法石印本的侨析生根据当时报纸编撰的《拳匪记略》，1901年出版的刘孟扬撰写的《天津拳匪变乱记事》，1907年出版清政府直隶官员及清军镇压义和团的电文资料汇集《直东剿匪电存》、1911年出版的天津一带义和团目击事实记录《拳匪闻见录》，1911年单独成印的管鹤摘编的《拳匪闻见录》，等等。

“拳匪”这称呼是一个含有明确的价值判断的词语。这个词语在义和团事件描述中使用的普遍性可以看出当时中国社会对义和团之匪徒性质的基本认同，但不能说是全部。再列一些著名人物对义和团的评价如下：

邹容在其著作《革命军》中说“有野蛮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知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如庚子之义和团，意大利加波拿里，为国民添祸乱。”

鲁迅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说：“清光绪中，曾有康有为者变过法，不成，作为反动，是义和团起事……”。

蔡元培在1916年说：“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华工学校讲义》）

李大钊在他著名的宣言性论文《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1918年7月1日）中说：“时至近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

陈独秀在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克林德碑》（1918年）一文，更是全面分析了义和团运动在五个根本方面反时代潮流的特征，陈独秀最后总结说：“照上列的事实看起来，现在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未丝毫减少，将来的结果，可想而知。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的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的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

闻一多谈到自己从支持国民党到支持共产党的转变时说，因为蒋介石1943年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要大力弘扬八德四维等中国传统文化，他这样写道：“《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八年的回忆与感想》）

当代台湾学者也喜欢延用“拳匪”来代表义和团。台湾（不分统独）及许多海外华人对义和团的评价极差，义和团已经成为迷信及暴力的象征，更成为骂人用语。胡适先生晚年的入室弟子、纽约市立大学亚洲学系主任唐德刚教授在其《晚清七十年》（1990年代末期出版）一书中将义和团与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武斗相提并论。

2008年，有凤凰博报网友在本人博客后面评论说：“义和团根本就是一群毫无人性的暴徒。非理性的‘爱国’往往会误国”。“义和团的事，我就不由地联想到文革了。希望以后不要再发生这些事。”“什么时候中国人能认识到义和团是极其野蛮原始落后的一种反动力量，中国就有希望了！”

正面评价

1949年以前，对义和团的正面评价不多见，现举例如下：

中国留日学生创办的刊物《开智录》于1901年发表文章《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称：“中国人柔筋脆骨，已为万国所不齿矣；绝东老大之号，第二犹太之名，已凄声盈耳矣。甲午一败，割地求和，俯首贴耳，任外人之予取予携，不敢稍违豪命，人心板板，民气毫无。义和团此举，实为中国民气之代表，排外之先声矣！彼耽耽逐逐以一鼾睡而目尽我中国人，而狂思妄想豆剖瓜分我中国者，观于此能无废然变计耶！”

孙中山在《国民会议为解决中国内乱之法》中说：“及遇义和团之变，中国人竟用肉体和外国相斗，外国虽用长枪大炮打败了中国，但是见得中国的民气还不可侮，以为外国就是一时用武力瓜分了中国，以后还不容易管理中国，所以现在便改变方针，想用中国人来瓜分中国”。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1835-1910）在一次演说表示：“外国人不需要中国人，中国人也不需要外国人。在这一点上，我任何时候都是和义和团站在一起的。义和团是爱国者。他们爱他们自己的国家胜过爱别的民族的国家。我祝愿他们成功。义和团主张要把我们赶出他们的国家。我也是义和团。因为我也主张把他们赶出我们的国家”。

1949年以后，义和团在中国大陆普遍受到推崇。1955年，周恩来指出：“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正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英勇斗争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

《文汇报》1967年4月14日发表的《赞“红灯照”》（《人民日报》4月17日转载）是当时评“红灯照”的第一篇文章，主要的观点就是要保卫文革及其化身红卫兵，而反对头号敌人刘少奇。这篇文章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对义和团和红灯照持什么态度是衡量一个人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的试金石。在这一年的4月份，《文汇报》和《光明日报》分别整版刊载红卫兵颂扬红灯照的文章和历史学者整理的义和团史料。当然其中不包括关于义和团降神附体、“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把板凳当马骑、高粱叶当刀”等迷信的东西，以及义和团屠杀32000多中国同胞、焚烧民居的事情。

2008年，有凤凰博报网友在本人博客后面认为：义和团是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有力地张杨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正义感。义和团的起因是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因此，义和团的行动完全是正义的，值得中国人民世代尊敬与赞扬，他们杀的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们。谁想否定义和团运动，谁就是西方帝国主义的走狗，有立场问题，是卖国贼。针对义和团对中外基督教徒的屠杀与焚烧教堂，有人说：“如果现在基督教在中国做大，我会第一个出去烧教堂” 。“杀光基督教徒，看见基督教徒就象（想）割了他的头。”“（义和团杀中外基督徒）杀得太少，基督教作为一个文化侵略的主力，军事侵略的先锋，该杀！”

上述正负评价，来自对义和团运动不同的切入点，也包括一些政治目的。正面评价强调义和团运动的起因与影响，还基于镇压义和团的八国联军在中国做的坏事，认为邪恶的八国联军的敌人自然就是好人了。负面评价则基于义和团到底做了些什么。在1949年以前，两种评价并存，因民众尚能对义和团有一个全面了解，故以负面评价为主。1949年至今，对义和团的正面评价主导了中国大陆，为了显示这个正面评价的正确性，就掩盖了义和团做的坏事。1990年代以后，对义和团的研究与评价开始松动，但在主流场所、主流媒体与教科书中还是只能赞杨，不能批评。

历史事件的当事双方往往并非黑白分明，非黑即白。或是反对邪恶者就一定正确。义和团与八国联军的关系就是一个有力说明。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镇压义和团的八国联军在中国的作为。

注：本系列在编写时所用资料多来自国内中文网站，主要参考如下。

http://www.backbird.com/dispbbs_10_694015_278427_skin1.html

http://www.yixia.net/lishijunshi/94510/2187427.html

http://history.qikoo.com/article/q7112134,d12673,s5570_38089.html

http://bbs.zjol.com.cn/redirect.php?fid=2&tid=1082559&goto=nextoldset

http://news.sina.com.cn/china/2000-08-14/117139.html

http://history.news.163.com/08/0814/13/4JAEVQM000012GI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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