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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作者：gehongb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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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休闲与自我呈示

闲逛者，或者叫休闲者，波德莱尔在《现代生活的画像中》一文中曾提出这一概念波德莱尔把“他”看作是一种现代人类型，用他来解释一种完全不同于前现代的生活类型。本雅明非常敏锐地抓住了波德莱尔的这一现代发现，用他美妙的语言描述了休闲者的身份及行为特征，“在波德莱尔那里，巴黎第一次成为抒情诗的题材。他的诗不是家乡颂歌，而是这位寓言者凝视巴黎的目光，一位异化者的目光。那是休闲逛街者的凝视，这些人给正在到来的大城市那种令人生厌的生活方式洒上一抹抚慰的光彩。休闲逛街者依然还站在大城市和资产阶级队伍的门槛上。二者都还没有使他真正愿意进入，二者也都还不能让他感到自在，他在人群中寻找自己的避难所。……人群是一层面纱，透过这层面纱，熟悉的城市如同幽灵般向休闲逛街者招手。在这个幽灵的召唤中，城市时而变成一道景观，时而变成了房屋。”[1]波德莱尔和本雅明同时都意识到了闲逛者进入人群，进入都市，他是都市生活的体验者，他们凝望着市场；好奇地打量人群、商品；享受着被人群簇拥；陶醉于被都市世相抚慰；震颤于对周遭的观看。是的，他们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看到了这群没有具体目标的买者，并给了他们命名，但是显然他们直观的、自以为是的披上了都市游离者、远观者、批判者的标签。

与我们在大宁国际看到的景观想匹配的是另外一种景象，这种闲逛者，休闲者，完全是被大宁国际怀胎、孕育生产出来的，大宁国际是一个巨大的孕妇，她的子宫里孕育、诞生着这样的一个中产阶级。其实，大宁国际商业广场看起来首先不是一个消费场所，也就是不是一个让你购买，让你吃喝的地方，而是一个让你来闲逛，无所事事的地方，他首先给你的，是让你在这里打发时间的这样一种意识，只要你来这里，只要你有时间来这里，有能力把你的时间炮制在这里，你就是一个中产阶级，就证明你是她的婴儿，你是她宠爱的人，然后，她才要求你打量她，用你休闲的眼睛，无所事事的头脑和那些搔首弄姿的商品，做一次调情式的交流 ，所以我们看到在大宁国际，没有任何东西是催促你支付钱币，或者背着商品回家的，所有的东西都在挽留你，款款地邀请着你，无论是舒适的四星级的酒店的大门廊和它的宽阔的大厅，还是那些咖啡店、餐馆、舒适的、闲适的座椅，更不用谈他宽阔的人行步道。步道两边张着的遮阳伞和休闲座椅，仿佛像情人的怀抱，他们都在期待你在其中滞留，成为一个所谓的休闲者。

勤劳的美德，被阻断在街对面。一条高架路割断了上工新村和这里的视线，当你的脚跨过高架大牌的下缘，从高架的阴影中走出，步入大宁国际的时候，你已经被标上了中产阶级悠闲者的身份，他首先问的是，你有时间享受生活吗？大宁国际入口处，父亲、母亲带着孩子在水中栖息的塑像，隐隐约约，展示这里的豪华电影院的一角，高档男性SPA的广告，泰式按摩的招贴，都把休闲跟舒适微妙的结合了起来，这里你消费了你的时间，这是前提，而消费得起时间的人才是富翁，才是现代都市里的合格公民，经过大宁国际不算漫长的子宫，当你离开他的时候，你成了他的中产阶级的儿子。

波德里亚认为休闲已经成为文化符号和被消费的对象。休闲，被彻底的裹挟进大众消费之中，成为中产阶级不可或缺的身份符号，他把作为物质实践的消费，他把大众的生存消费，和中产阶层的身份消费区别了开来，休闲使你高贵，是你身份的象征，为什么大宁国际商业后面要加上“广场”二字，广场，商业广场，多么美妙的字眼！过去我们只会把广场和政治、市民生活相定义，现在大宁国际把商业加在了广场前面，广场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宽阔的视野，意味着天空、大地，意味着自由、肆意，大宁国际的自我命名难道是无所指的吗？我们可以分析一系列大宁国际的照片，免费的表演，天天都有，你可以在这里驻足，免费的椅子、凳子处处都有，你可以在这里坐下，请把你免费的时间回馈给大宁国际，这个自称广场的神秘人物，因为他已经把休闲这个消费符号，深深地根植在了闸北，这个劳动者聚居的区域，这里以前被看作是工人阶级的聚居区，整个上海的下只角，这个以上工新村为样板的区域，如今由大宁国际带来了新的生活范式，不是劳动，而是休闲才是美德，不是流汗，而是无所事事的闲逛，不是流汗，而是在商业广场里闲逛，才是你有价值，休闲随着大宁国际来到了闸北的生活的中心，如果说大宁国际的商业广场是闸北的新地标，那么这个地标的名称叫什么呢？休闲。 勤劳的以产业工人人主体的闸北大众，以劳动为美的闸北底层大众，他们的意识逐渐地被重新塑造：不是劳动使他们的生活有价值，而是消费使他们的生活有价值；不是上班使他们的生活有价值，而是休闲使他们的生活有价值。“闲逛者”在本来是作为“现代生活”的批判者、游离者被发现和塑造出来的，但是，在大宁国际，我们发现，这种资本不仅仅生产它所需要的阶层意识和行为，而且还生产自己的“对立面”——它最大的诡异逻辑是：它不仅制造了自己，还制造了自己的“敌人”，它具有把“敌人”转换成自身的促进性因素的能力。

【图注】大宁国际某餐厅门口座椅

【图注】大宁国际餐厅LTINA餐厅门前

【图注】大宁国际步行街漫步者

五、“家庭”与“国际”：小和大的直接接轨

消费时代的生活核心由生产向消费转变，由劳动向休闲转变。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家庭的地位和意义提高了：人们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多了，和家人在一起的意义也得到了提升。

这种观念在大宁国际商业广场设计与运营中体现得非常充分。很难想象一个以工作为全部生活内容的人，一个以工厂为家的人，一个丝毫没有挣钱是为了让家人生活得愉快、富足的观念的人，他会热衷于来大宁国际商业广场这样的地方。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家庭观念，不喜欢和家人共度周末的人，会来大宁国际商业广场这样的地方。大宁国际商业广场——它在灌输一种中产阶级家庭幸福生活的理念——一家三口，周末携手，逛大宁国际商业广场，鲍德里亚《消费社会》一书中说道：“消费中受过圣迹显示的人也布置了一套模拟物，一套具有幸福特征的标志，然后期待幸福的降临。问题不在于从中看出分析的原则。他只是关系到个人和集体的消费心态罢了。”[2]从中我们看到，大宁国际商业广场通过其商业行为，不仅塑造了人们的消费观念，还塑造了人们的人生观念。何为“幸福”？拥有休闲的时光，和家人共度周末——这才叫享受人生，才叫幸福人生，这样的人是成功的人，这样的生活是幸福的生活。商业文化不仅仅满足于在自身的范围内起作用，它还试图深入消费者的整个生活，改造消费者的整个生活。表面上看，商业消费是适应人的需求而被制造出来的，但是，本质上，我们却看到商业消费制造着需求，不仅仅制造了对物（消费品）的直接的需求，还制造了对生活的模式、样式、体式的新的需求，一种全新的对于生活的理解。

【图注】大宁国际雕塑：这是大宁国际商业广场入口的雕塑，描绘的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在海滨度假的幸福生活场景。

【图注】 大宁国际某商家广告，该广告呈现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在户外快乐游玩的图景

【图注】大宁国际某商家，虽在中国，却没有中文标识

【图注】大宁国际英文为主体，中文为辅助语言的广告

【图注】该商家突出英文品牌名称，实际却是中国品牌

【图注】大宁国际香港快餐店广告，“全球第148家分店”占了广告平面一半面积，白色的文字，竖行排版，非常醒目，塑造、凸显了该品牌全球化、国际化的品牌形象。

如果不深加追究，我们会对大宁国际商业广场中间“国际”这个词怀抱疑问，为什么要加上“国际”这个修饰词呢？它在大宁国际商业广场的“商业文化”意味的建构中到底承担了什么功能？比如：英文标签的使用，差不多全部商家使用英文（或者日文等外文）标签、广告，或者他们的LOGO、广告等，英文占大幅面，主体地位，而中文仿佛是为英文做注解的，占小幅面、附属地位，何以如此？首先，它是出于消费者文化身份认同的需要，它告诉你，它是为有文化的能识别英文的人服务端 ，你来到这里就是有文化的人，它的潜意识中恭维着你，进而维护着你“我是中产阶级”、“白领”的身份意识。它和电影、体育、音乐等——文化消费元素被引进大宁国际商业广场的作用是一样的，只是它更为隐蔽。其实这里没有什么真正的文化人来消费，比如，前文说的书店关门的例证就能说明问题，但是，这里的外观，却让你处处觉得，你是有文化的。这里实际是大众的消费，但是，它制造了是文化精英的消费的幻象。其次，大宁国际的命名，为什么其中有“国际”。它 符合闸北人，新的欲望，一种把自己和世界联系起来的欲望，一种把自我安置在“世界”上，而不仅仅上在“闸北”的欲望，这种欲望潜在于闸北人的内心，过去上通过政治运动、政治话语表达出来的，现在，则通过消费直接实现——每个细节都在呈示这种欲望及其满足，“你所买的是国际品牌！”“你所得到的上国际的服务！”国际品牌的引入、服务方式的“国际”化（英语的使用，外国侍者的使用，侍者服装的国际化等等）。人们内心总是隐含着把自身“小”的生活和某个更“大”的东西联系起来的冲动。占有了某个大的理念，从这个理念获得意义和价值，形成自我肯定。以前这些是通过政治来完成的，现在商业消费行为取而代之。闸北人作为下里巴人的自我意识，作为下只角的自我意识通过这种“国际”化而被洗刷，通过这种“国际化”，他们仿佛进入了国际大家庭，不再是被抛弃的穷人、弃儿，而是国际大家庭中非常了不起的一员。我们可以看到，大宁国际商业广场中外语教学机构有英芙教学、雅思教学等等，不下五六种，有成人的，更有儿童的，中高低档样样俱全，充分地显示着大宁国际广场对外语的热衷，酒店如喜来登，准五星级具有“国际”品格连锁店的命名，大宁国际着意引入国际品牌：星巴克、A&C、哈根达斯，等等，这些都在塑造着闸北人新的自我意识：来大宁国际商业广场，你就不是在下只角人的下里巴人。

【图注】外语教学广告

结论

消费行为是政治性的，或者说是过往政治行为的代偿，2000年随着上海许多副中心建成，这种行为被大大加强。人们在不同时代面临不同的历史情境，传统政治发挥作用的着力点，比如：阶级的割裂，国家关系的对峙，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对峙，等等，都在改变，以90年代为分界线，至2000年后，上海形成了商业消费行为对过往政治行为的压倒性代偿，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政治在生活中的地位衰微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代偿性的活动，消费在其中居于主导性的地位。

换而言之，消费是政治活动的延伸。在消费行为当中，某种消费行为完成自我聚集、自我塑性、自我认同、自我维护等等这样的行为，在消费行为中会产生权利关系，个人意愿，会形成一种集体性的表达，也会受到某种集体性的压制，在消费当中也存在制定策略，执行策略，而这些策略会涉及到社会利益，这种利益也会产生某种权威性的再分配。消费行为也跟传统政治有某种程度上的勾连，比如广场行为，在广场上聚集，通过聚集仪式性的表达需求、意愿，大宁国际商业广场，也是广场，在大宁国际商业广场的消费行为和在人民广场进行的集体政治行为有相似性，可以形成代偿关系。再比如说身份认同，不同的从消费场所，不仅是消费对象的不同，更是消费者对自我身份的认识，何谓中高档呢？首先是认为自己是中产阶层，或者是社会高层，中高档的消费场所是中产阶层或者高层自我身份认证的场所，包含某种身份政治的含义，这是不言自明的。再比如欲望的表达和实现方式，政治行为是表达欲望的方式，实现欲望的方式，消费行为实际上也是这种表达和实现，而且这种实现是仪式化的，没有意识就没有展示，政治欲望的实现是通过意识行为展现给其他阶层看，消费行为也是如此，消费行为的结果往往会直接变成展示，比如，购买一件衣服，穿在身上以后就会变成展示，身份展示，吃饭的时候不仅味觉、嗅觉在起作用，同时面对服务生的身份感也在产生消费，向服务生，向同桌展示自己的吃、喝，这也是消费的一个部分，这里隐含的政治逻辑，是政治性的，具有对以往政治关系的代偿作用。星巴克的消费和茶馆里的消费完全是不一样的，对消费区别的理解包含着某种身份上的政治意识。

本文的结论是进入两千年以后，上海人生活的核心行为不再以传统狭义的政治行为为中心，新的代偿物是“消费”，消费对政治起到了代偿作用，政治广场变成了商业广场。以生产为中介，以政治灌输为中心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策略，让位给以生活为中心，以消费为中介的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策略。以往政治时代的变成了对消费国际品牌，占有全球高档品牌消费品的欲望。展示政治立场转化成了展示消费观。寻求政治身份的认同（无产阶级、劳动阶级），变成了消费（中产阶层、新贵阶层、底层的自我暗示和向他者的展示）大宁国际的产生，应该在这个背景当中加以认识。

大宁国际何以是国际的，何以必须是国际的，中国人的国际观一直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传统儒家视野当中的蛮夷观，汉族巨大的人口优势、文化优势产生了中央大国，天子为中心，天子统领天下，外及四海，华夏既是种族概念，又是民族概念，蛮夷同样如此，这个观念一直持续到晚清，真正改变这汇总话一贯的是晚清社会，西方力量的介入，使我们感受到文化优越感丧失，中国传统文化的合法性地位，开始丧失。这种文化优越感元初、清初，社会社会面对外来统治的介入都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但是清末，西方文化的介入，我们却丧失了这种优越感。五四时期的西化论就是在这个背景上产生的，再次培养期优越感的时候，已经是毛泽东时代，毛泽东把世界分成东西对峙的两个世界，用阶级关系的转化，用阶级关系来隐喻世界关系。毛泽东把民族利益至上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用阶级关系的隐喻性语言，嫁接到中西关系当中，用暴力斗争的价值观隐喻国际政治，重新塑造了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一体关系，及大地激发了六七十年代中国人政治热情，自我意识膨胀，爱国和爱世界被同构起来。

在具有宗教传统的国家，人们能通过信仰建立自身和上帝的联系而不需要国家中介，这种过程当中人产生了和上帝勾连的自我意识，上帝是权威、裁判、意义的源泉、价值的基础，通过它人们获得自我认可，人通过上帝和伟大、威权、理念联系了起来，自我的渺小、短暂从上帝的永恒、博大里得到了缓解，渺小变得永恒，虚无得到了意义，但是在无神论国家，人是没有这种心灵慰藉，找不到这种心灵力量，取而代之的是人渴望在现实的生活中和“世界”建立联系，个人和世界全体联系起来，从中发掘意义，个人行为通过这种主观关系获得“世界性”、“普遍性”，获得“意义”，这其实是人和上帝关系的一种代偿。80年代以前国家政治还可以提供这种关系慰藉，人们可以从中找到自我认同，进入90年代后期，尤其是2000年以后，上海社会的崛起，传统政治不能再提供这种慰藉，比如解放全人类的观念，比如制度优越的观念等等，已经不能提供慰藉，代之而来的是另外一种国际观，全球化时代中国经济的崛起使我们产生了我们是全球或者世界的平等一份子的意识，改革开放初期，因为贫穷而产生的国际自卑感逐渐消失，随着中国产品国际热销，中国介入到国际分工当中，出口产品也换来了世界上他国产品的转入，中国人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国际主义的存在，感到了存在在“世界”上的意义，这种国际主义的意义，这就是大宁国际事实出现的原因，大宁国际适应了大众通过消费把自己和世界联系的愿望，捕捉了这种愿望，满足了人们的这种愿望。

以“休闲”、“舒适”为核心的生活文化取代了以“劳动”、“牺牲”为核心的政治文化观，社会世俗化进一步加剧。随着商业社会的不断建构，消费主导生活而不是政治主导生活的世况带来民众由“人民”向“公民”的转变，过往集体经济模型去魅，国家政治对市民生活的干预度、切入度开始下降，市民更多地不是被动地接受自己的身份，而是主动地寻求自己的身份，市民不再更多地从政治理念出发寻求、组织自己的生活理想、生活风格、生活模式，而是从经济和消费行为出发，在国家不干预的部分寻求“个人权利与自由”的领域，他们变得更加自治，能够自造共同的社会观，具有共同的行为模式，他们更相信“自律”、“自治”，对国家政治的干预报怀疑的态度，他们开始脱离“国家政治”的领域，组织起了“自己的市民政治”——消费的政治，自主地确定了目标，自主追寻着目标。在中国，非政府组织还不发达，集社、集会还不那么容易，取而代之的是市民的消费行为——在消费中他们完成了自我的政治组织、政治教育、政治行为。一种由人民而公民的文化转型和自我身份的塑造。

中产阶级意识的崛起。大宁国际商业广场在沪北的成功带来了中产阶级意识在这一地区的落户、生根、发展。大宁国际商业广场的商业景观造就着休闲、舒适、娱乐、国际、文化等具有中产阶级“身份”意识的特殊文化，在其迷惑的外表之下，“下只角”正逐步甩掉过去的自我意识（工人阶级、劳动者的自我意识），而建构起一种“中产阶级”的自我观念。无疑在这个过程中，大宁国际商业广场这样的商业景观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贝斯特曾如是说：景观的现实是（1）一种真正的社会阶级统治的机构设施；（2）一种意识形态，源于现实的社会状况，已经变得十分实际，并在物质上得以解释；以及（3）这种意识形态拥有一种真正的催眠行为和刺激力量。从我们对大宁国际商业广场的“视觉文化”分析，我们觉得贝斯特的观点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参考文献】：

1、《景观社会》（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居伊·德波著，王昭凤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消费社会》（Consumer Society），让·波德里亚著，刘成富、全志刚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后现代理论》，斯蒂文·贝斯特著，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局，1999年版。

4、《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瓦尔特·本雅明著，王才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4、《单行道》，瓦尔特·本雅明著，王才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5、《城市表情：20世纪都市影像》，顾铮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6、《上海通史》，熊月之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7、《 1f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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