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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作者：父女专栏--大小眼看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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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节，我咋就高兴不起来？

文/陈强

当了21年记者，我从来没有过记者节的习惯。11月8日，在接到几个好友的短信后，才知道当天（周六）原来是记者节。那时，我正奔波在采访的旅途中。

有没有记者节，是否需要庆祝，对我来说真的无关紧要。中国与职业相关的节日不太多，全国性的有“护士节”、“教师节”、“记者节”，设立这些节目无非是想表明社会对这些职业的尊重，因为这几类职业很高尚，从业人员很辛苦。可医务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新闻工作者，这些代表社会良知的群体，如今在社会上真的受人敬重吗？

近些年来，有关医院、学校乱收费的报道不断，人们对医生收红包、教师加重学生课业负担意见很大，对记者的看法也在改变中。我想，既然有这么一个与自己职业相关的节日，与其在庆祝晚会中度过，不如静心反思自己的职业状态以及该职业存在的问题。

记者节设立至今已有九年，“记者”这个职业群体的社会评价不仅没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想当年我刚做记者时，从业人数不多，在社会上颇受尊重，人们很乐于与记者接触、协助记者采访。只有在做批评报道的时候，对方才要你出示证件和介绍信。而如今，哪怕是写表扬稿，有时对方也要证实你的“记者”身份。

前不久，我在福州一家都市报上看到一则信息，福建某职业学校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毕业生100％就业。这在当前学生就业低迷的情况下，显然是有借鉴意义和推广价值的。于是，我打电话与该校校长联系采访，他先是说很忙，我说可以等到他有空的时候再进行，接着他又借口采访需要经过主管的劳动厅批准。我只好给劳动厅办公室主任打电话，主任说这种采访用不着批准，校方可以自行决定。我把主任的意见告诉校长，他说没有上头的同意不能接受采访。

我不得不找到一位熟识的副厅长说明情况，他表示欢迎采访，让我和厅宣教中心的小陈联系。我打电话和小陈说了之后，她立即联系校长，可校长说需要厅里的书面通知才行。于是，小陈请示她的部门主任，主任说那就按程序办，要求记者把书面采访提纲和记者证复印件传真过来。

这架势简直比采访国家领导人还复杂！我回复对方说，本人正在外面采访，传真有困难，不过可以先告知我的记者证编号，对方上新闻出版总署的网站就能查证，等采访校长的时候我再出示记者证原件，可对方坚持要先“验明正身”。

我采访过无数人，上至中央领导，下至黎民百姓，但碰到这么被“盘查”的还是第一次。报道学校就业好，显然是对学校的形象有好处，可他们为何不愿配合采访呢？之前采访过该校的都市报记者告诉我，校长曾经提到有人假借采访之名，要学校订资料、做广告，所以他们对采访有戒心。

原来是假记者和那些不像记者的记者败坏了我们行业的名声！时下乱七八糟的记者越来越多，想想还真不该怪那位校长。过去他们是拿钱给人写正面报道，现在反过来是被抓住把柄的人花钱请求他们不要写负面报道。近期炒得轰轰烈烈的山西煤矿“封口费”事件便是最新的一个例证。

这些无良记者中，有相当部分是假记者。但即便是持有官方颁发的记者证，也并非就是真正的记者。据说，某行业报在拿记者证卖钱，只要交上5万元，就给你记者证。有人买了记者证之后，就以记者名义到处找官员或企业老板的茬，貌似为百姓代言，其实是拿百姓的诉求去和官员或利益集团搞交易，从中谋取钱财。这种做法与买官卖官没啥两样，但影响更为恶劣，因为记者代表社会良知，如果连良知都能出售，还有啥不能卖呢？

还有一部分记者，虽然名字经常出现在媒体的重要位置，却不被广大群众认可。因为他们对来自社会底层的声音漠不关心，只会按照上头的指令图解新闻，甚至不择手段编假新闻粉饰太平。在官方看来，他们是驯服的“舆论工具”，在正直的同行眼里，他们是新闻掮客。

为了与上述“同行”划清界限，我曾考虑要离开这个行业。好在我所供职的《中国青年报》在读者心中形象良好，一位读者对我说：“《中国青年报》是一份有职业操守的报纸”，这种肯定给了我职业荣誉感和莫大的鼓励。

在网络时代，“记者”不再是那些有“记者证”的专业人士的特权，也属于广大愿意以记录方式参与公共事务的公民。随着公民意识的觉醒，“公民记者”将越来越多，专业记者将越来越少。

国际上有一种预测，到2010年，60%以上的新闻最原始的提供者，将是非专业的个人，而不是专业的新闻工作者。这是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可不是吗，像周老虎这类轰动性新闻首先是由网友们捅出来的，一些腐败官员也是被网友曝光后引起高层的重视。

中国新闻改革的希望在于公民记者的普及。只要对事实负责，对社会负责，对发上网络的信息负责，你也可以成为一名合格的公民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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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发表于《中国校园导刊》08年第11期。请点击进入中国校园导刊网站：http://www.2campu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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