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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作者：谢有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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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记忆中，至少有三部伟大的电影以相似的主题进入了我的视野：《日瓦戈医生》、《钢琴课》与《霸王别姬》。这三部电影，导演分别是大卫·利恩、简·坎皮恩和陈凯歌，里面都洋溢着一种高贵的诗性与抒情性，同时也成功地建立起了一种艺术人格：日瓦戈医生是一个诗人，哑女艾达是一个钢琴家，程蝶衣是一个京剧表演艺术家。这三个人的命运具有双重性：人的命运和艺术的命运。他们都将艺术当作终极追求，或者说，艺术就是他们的生命。日瓦戈对安静的写诗环境的追求，哑女艾达对钢琴的迷恋，程蝶衣对段小楼的专一感情，就内心而言，都是为了保持自身艺术生命的完整性，它如同一个巨大的理想，在时刻召唤着他们前行。这个理想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精神的居所，从而使他们不必与罪恶的现实避面相迎。现实太坚硬了，人存在其中是脆弱的，当导演的目光从现实层面转移时，艺术的意义就被独立出来了——现实的痛苦成了艺术理想无法实现的痛苦，而艺术现实也就成了生存现实的一种代偿。

因此，对于日瓦戈医生来说，他看待世界的眼光没有阶级性，在战争年代，无论是红军来还是白军来，他都厌恶战争，因为任何的战争都带来同样一个结果：杀人。日瓦戈医生坚持用微小的怜惘来彰显一个人的良知，原因就在于他对战争有一种隐忍的愤怒。并且，他在这种境遇里保持了用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权利，写诗使他暂时逃避了现实的恶梦。同样的，《钢琴课》中，哑女艾达甘愿以屈辱的方式（用身体来换回一个个琴键）来追求艺术，也是超越了道德的范畴。她愿意用一切代价来捍卫理想，实际上是在捍卫自身的尊严。《霸王别姬》中，程蝶衣所盼望的就是自己作为艺术家有表演的权利，当段小楼娶了菊仙时，与其说是程蝶衣怕失去段小楼，不如说是他怕失去艺术。直到他站在审判庭前，他还说：“青木要是还活着，京剧传到日本国去了！”——在程蝶衣眼中，艺术是没有国界与阶级性的，他表演的对象只在于他懂不懂艺术，而不在乎对方是不是阶级敌人。

这三位导演在处理不同题材时，却表现出了惊人的相似性：都试图淡化道德背景，而在自己的作品中确立起艺术的背景，并坚持在整部影片中用艺术家的眼光来观察这个世界。更重要的是，这三位导演都洞穿了这种艺术人格的本质：幻想性。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只能生活在幻想里，并假想自己在虚构的艺术中，与现实达成了和解。但事实的真相是，现实持续地对艺术造成伤害——日瓦戈写诗时不断被战争的声音打断，哑女艾达弹琴时伴随她的是身体遭受屈辱，程蝶衣那高贵的艺术理想也不断地遭受着时代与人们的嘲讽。

这正是三部影片最深刻的部分——它们共同表达了一种艺术人格的痛苦。这种痛苦不是来自外部世界，乃是来自艺术人格的内部。比如，日瓦戈在雪夜的狼嗥中写诗，哑女艾达在桌面上画的琴键上弹琴，程蝶衣面对段小楼背叛时的血泪控诉，表达的都是艺术家将失去艺术时的绝望情形。这种人格纯粹是理想的诉求，而在现实中，他们却要为着艺术和自身的存在付出巨大的代价，因为理想经常背叛现实中的艺术家。其间，日瓦戈、哑女艾达一度想用爱情来弥补艺术的残缺，程蝶衣也曾用吸毒来置换失去艺术后的痛苦，但这些都是乌托邦，在这些绝望者的眼中，或许只有死亡才是真实而幸福的——因为在生命结束的同时，意味着艺术也有了一个完满的结局。 艺术人格的现实悲剧是震撼人心的，它既揭示出了艺术作为理想的有限性，同时也在一种精神的痛楚中站起来向我们追问：人活着有意义吗？如果有，除了艺术中那个幻影，我们又如何在现实中获得这个意义？

（《日瓦戈医生》据帕斯捷尔纳克同名小说改编而成，曾获多种国际大奖；《钢琴课》与《霸王别姬》同获１９９３年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载《南方都市报》199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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